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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9 16:34 来源:21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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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参加过红军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土地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多次反“围剿”斗争,经历了长征,是红四方面军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

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大队长,延安军事学院大队长,中共中央军委俄文学校编译处处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高级参谋、航空组副组长。他说:“共产党员就应该按照《准则》办事,丝毫也不能走样!”  他家亲戚多,办喜事的时候,他总是说服亲戚们不要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1982、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他受迫害被关押,1978年任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1982年离职休养。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军事部长、大队长、营长、团长等职,参加了剿匪、关中分区西线和南线防务作战、爷台山反击战等战役战斗。在同年3月的嘉陵江战役中,指挥部队连克飞虎山、高城山,并击溃敌军1个旅的反扑,有力保障了方面军主力顺利渡江,随后协同红31军夺占川陕要隘——剑门关天险。

他经历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

  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参与指挥了第四、五次战役,阵地防御夏季反击作战。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中队政委、科长兼大队政委、科长等职,参加了齐会、百团大战、反“扫荡”等战役战斗。

  1946年7月,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大举进攻淮南,他奉命率部撤出,转战苏北战场,并兼任盐埠军分区司令员。1981年3月20日在北京逝世。

  他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率部参加过百团大战和辽沈、平津、解放广西等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

  同年他在哈尔滨组织反日救国军,因内奸出卖被日寇逮捕入狱。

  是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前不久,甘祖昌同志多次向中央和省里提出,辞去他的几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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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垃圾分类推行17年效果不佳 46城将强制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2019-07-19 中华网投资

你家的小区有分类的垃圾桶吗?你会对垃圾分类处理后再扔进去吗?垃圾分类的好处,你感受得到吗?

3月底,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在全国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尽管早在2000年,北京、上海等地就被确定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17年过后,中国垃圾分类的效果仍不尽人意。

资料图:北京农光里小区内垃圾随意堆放。汤琪 摄

垃圾分类是谁的责任?

据媒体报道,“十二五”期间,北京在3700余个小区开展了垃圾分类的试点示范,占全市物业管理小区的80%。投放的分类垃圾桶,起到了多大作用?近日,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走访了北京的一些居民小区。

记者在北京朝阳区农光里小区观察发现,该小区居民楼下放置有三类垃圾桶,分别是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但每天早晨,所有垃圾桶中的废弃物都呈现无序状态,垃圾分类的宣传板沦为摆设。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主任孙敬华就居住在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作为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她尤其关注自己所在小区的情况。她发现,在该小区的厨余垃圾桶里,废弃物往往成批次分布,有时小半桶都是莴笋皮,而零散的、类型丰富的厨余垃圾非常少。

孙敬华告诉中新网记者,这是因为小区里有垃圾分类指导员做二次分拣,她透露,“他们原本的职责是对居民垃圾分类宣传、指导和监督,但后来退化成每天从居民随意投放的垃圾袋中,徒手捡出厨余垃圾,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孙敬华为此自制了一张垃圾分类的宣传告示,希望能分担垃圾指导员的工作,但当她准备张贴在楼道电梯口时,却被指导员拦下。该指导员表示,分拣垃圾是她的工作,她拿着补贴,就别把责任推给居民了。

“谁产生的垃圾,谁就有分类的责任,怎么反倒成了保洁员的责任?为什么就不能动员居民自己做垃圾分类呢?”孙敬华质疑称。

 

 

自然之友提供的2016年民间版环保关键词,“垃圾分类细化”排第三。汤琪 摄

“雷声大、雨点小”的宣传

孙敬华的困惑只是当前垃圾分类困局的一个缩影。在自然之友评选出的2016年环保关键词中,“垃圾分类细化”的得票排在第三位,比第四位的“雾霾”更引人关注。

不可否认的是,自2000年北京、上海等地被确定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后,政府方面不断加大对垃圾分类的倡导和投入。

除了北京,据媒体报道,上海的垃圾分类现已覆盖500万户家庭及大部分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另有约180万户居民实现了按户参加日常生活垃圾“干湿”分类的环保档案记载;杭州、昆明、广州、济南、海口及长沙等城市均进行了垃圾分类的探索。

然而,民众却难以感受到这些积极探索带来的现实改变,甚至有人感觉,垃圾分类的宣传往往“雷声大、雨点小”。

2015年,有媒体曾对中国的垃圾分类现状进行网络调查问卷,在参与其中的2000人中,仅12.5%的受访者感觉垃圾分类效果显而易见,仅38.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一直在坚持分类存放、投送垃圾。

那么,垃圾分类究竟难在哪里? 孙敬华认为,“光靠鼓励、倡导和宣传是很难说服大家去将垃圾分类,而且一些人还会质疑:我将垃圾分类之后,怎么就来了一辆垃圾车把所有垃圾拉走呢?”

孙敬华说,就拿北京来说,其实,北京的厨余垃圾会有专门的厨余回收车来处理,大概每周来小区三次,不过,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些细节。

“大部分居民不知道自己小区有分类回收的,即使知道,做不做又是另一回事。”孙敬华坦言,没有奖励,没有惩罚,看到别人都混合扔垃圾,愿意主动去分类的人就不会多。

 

 

资料图:北京朝阳区劲松街道附近的垃圾车。汤琪 摄

垃圾分不分类有何区别?

曾有专家认为,垃圾不分类并不影响焚烧的安全性,目前的垃圾焚烧技术可以把焚烧垃圾生成的二噁英(Dioxin)分解,而且对烟气的排放也有严格的控制。

“都说生活垃圾焚烧没问题,说污染物二噁英的排放量低,影响忽略不计,但光说不行,还要有数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说不清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就无法说服民众去做垃圾分类。

今年3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布《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该报告分析了北京三座正在运营的垃圾焚烧厂、以及规划中的八座焚烧厂的排放数据,宋国君便是这份报告课题组的首席专家。

报告根据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数据,再结合垃圾焚烧厂公布的二噁英数据以及风向预测全市各落地点浓度计算,结果显示,北京市二噁英可能致癌人数之和为241人/年;假设经过妥善分类,每年致癌人数将从241人降低至182人,减少1/4的致癌率。

报告还显示,假定2015年北京已经实施分类减量,实现源头分类、厨余单独处理、可回收物资源回收利用,能够使得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从42.2亿元降低至15.3亿元,降低64%。

宋国君指出,他并非反对垃圾焚烧,而是通过对比全量焚烧和分类焚烧的社会成本,进一步验证了前端垃圾分类的必要性。

孙敬华表示,垃圾不分类就会造成垃圾填埋和焚烧的量特别大,大量的厨余垃圾如果不被分拣出来,只会进填埋场、焚烧场,这个量就是持续上涨的。

 

 

资料图:北京西城区一街道旁的垃圾箱。汤琪 摄

专家建议:不分类要被处罚

近年来,有关垃圾围城的话题得到社会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相关数据表明,中国每年的垃圾增长速度明显,但垃圾处理能力并没能跟上,北京的垃圾在未来四五年内将无地可埋,上海有的垃圾场已与居民区为邻。

“政府应当将垃圾不分类的代价明确告知公众。”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北京零废弃发起人毛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如果能明确告知民众不进行垃圾分类会让自己受到伤害,人们就会感受到更多的压力,进而产生更大的行动可能,把垃圾问题当作自己的事情,逐渐固化“我的垃圾我负责”的意识。

“一个人如果得了癌症,一个家庭可能就垮了。”宋国君告诉中新网记者,他所领衔发布的报告想传达的就是,通过努力做好垃圾的前端分类,能够使焚烧厂减少垃圾焚烧量,减少可能患癌的人数,让民众改变生活中处理垃圾的习惯。

今年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方案要求,在全国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引导居民自觉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宋国君建议,生活垃圾要在源头进行强制分类,不分类要被处罚,民众应建立环境友好的意识,使得垃圾分类成为每个人的基本素质。

“此外,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资金机制,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反复宣传教育,以及给予对厨余垃圾、可回收物进行资源利用的企业一定补贴,动员更多力量参与其中。”宋国君说。(完)

打印 推荐 编辑:李观金 来源: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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